劳伦斯·斯通是一个永无休止、精力充沛的探索者，如同每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。谈及他“学术生涯中多变的奇幻历险”，他总结道：“我不断遭到来自食人魔、龙和海蛇怪的攻击；我曾几次受到外表妩媚动人的女海妖的引诱；我曾犯下航行错误，这至少一度使我濒临船舶失事的境地。尽管我幸存下来，并继续航行，但我仍未看见伊萨卡岛的海岸”。
劳伦斯?斯通《英国革命之起因（-）》
年春天，我购买了我当时所拥有的最昂贵的历史书。劳伦斯?斯通的《贵族的危机》一书六百余页——遍布图表和表格，花费了奢侈的5英镑，但在我看来，物有所值。因为它本应写于20世纪下半叶——对一个社会现象热情而严格科学叙述，如果斯通所言属实，这个现象深刻地影响到英国的历史进程。只有同时代的其他两本著作——爱德华?汤普森的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》（）和基思?托马斯的《宗教与巫术的衰落》（）——能够与斯通的说服力、磅礴的气势和解释的深度相媲美。所有这三本书，尽管在政治和方法上迥异，但共同代表了后来被称为“新社会史”的胜利。
正如他在年发表的自传性的演讲中所解释的，斯通最初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R.H.托尼的吸引，进入17世纪领域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海军休假时，斯通定期拜访托尼。托尼被斯通描述为居住在布鲁姆斯伯里污秽之地，穿着布满黑洞的衣服，这些黑洞由从其烟斗落下的燃着的烟草所致。斯通从这位“圣洁的，如果不完全是实际的人物”那里，接受了一个关于17世纪英格兰的革命性观点：
我认识到，在这一时期的英格兰，发生了西方历史上几乎最伟大的变迁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，从大一统的天主教转向基督教多元主义，随后又转向世俗主义；清教主义的兴衰；向全能民族国家进化的夭折；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激进革命；相对自由政体的第一次大范围建立，它拥有弥散性权力、宗教宽容和一个权利法案；创建了一个由土地贵族统治的社会，这些土地贵族以其企业家精神、父权主义和对政治权力的近乎垄断而在欧洲独一无二。
R.H.托尼
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在《英国革命之起因》长篇幅的第三章中都得以论述。对斯通而言，正如托尼一样，17世纪的剧变对现代性叙述至关重要。
那么，斯通是如何撰写这个过程的历史呢？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式——描写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出现的历史，创作一部宪政史，是完全不予考虑的。斯通欢快地承认自己是“略微过时的人，辉格派的最后一人，以及……启蒙运动时代的人”，但是，正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，他执拗地反对狭隘的维多利亚政治史——叙述伟大政治家——这统治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大学的课程体系。他认为“正式的宪政史”是“切入历史变迁错综复杂局面最无效和最无意义的方式之一”，因而不予理会，贬抑其结果为“历史古文物研究的削片和碎屑”。
然而，尽管斯通与托尼交往甚密，但他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历史学家。他反而受社会学家马克斯?韦伯的吸引，后者的著作“较之任何一个学者的作品可能对我影响更深”。吸引斯通的并非是韦伯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，更多地是这位社会学家的方法：“韦伯在阶级与地位之间进行细微区分，他密切专注观念和意识形态与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，这些指引了我的思考，启发了我的研究”。
在一剂社会理论良药的帮助下，历史学能够走向现代化，这个信念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的普遍想法。年，即《贵族的危机》出版后的一年，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》专辟特刊“历史学的新路径”。几乎所有撰稿人都认可基思?托马斯的观点，即历史学的未来需要“在社会科学方面更为系统的灌输”，他们同意摩西?芬利的观点，“社会学分析不仅补充和强化了更为传统的方法，它还引入了激进的修正”。社会学的吸引力来自三部分：它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中的进步政治联系起来——它使得历史学更为目的明确；它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，不只是对治安法官、文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员这个（男性）统治精英阶层的政治教育；它遵循了对科学和技术的迷恋，在工党中曾如此宣称这种迷恋，他们以其对“白热化技术奇迹”的大众化承诺来对抗保守党的外行做法和特权。
ReligionandtheDeclineofMagic（KeithThomas）
在《英国革命之起因》一书中，斯通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模型的谨慎运用，使其深深扎根于这一传统中。他的辩解是对摩西?芬利的直接回应——“历史学家倾向于古文物研究的事实搜集，社会科学家能够对此进行匡正”；后者提供“一般相关性”的洞察力和“新问题”、“新的审视方式”、“新范畴”、“新想法”。社会科学能够使历史学不断进步，变得现代化，并且与当代社会相关联。然而，这样的方法带来了棘手的问题。社会科学的吸引力在于其普遍性——它声称提供对社会的洞察力，而非对特定社会。这种主张有利于使社会科学历史与今天产生关联，但却付出了丧失历史学的传统要求的代价，即解释一个时代或重要时期的特殊性。这种历史北京最专业治疗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治疗哪家医院好
